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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在 法律知识 2019/03/27 17:49:00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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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一案:根据徐某某故意伤害一案,讨论故意杀人罪与自杀行为的界限。即对于自杀者来说,自杀行为是一种非罪行为,我国刑法也未规定自杀罪,但是自杀行为有时是在他人的逼迫、诱骗、教唆、帮助下实施的,此时,要考虑该逼迫者、诱骗者、教唆者、帮助者的行为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的问题。

         一、案件经过

朱某于2011年遭遇交通事故致高位截瘫,因长期生活不能自理而产生轻生之念头。2015年9月,朱某通过QQ认识了网名孤狼、化名闫佩仑的被告人徐某某。二人在QQ上约定由朱某支付酬金让徐某某将自己杀死。2015年10月11日上午,按照事先约定的计划,徐某某用轮椅将朱某从医院带出,然后二人乘车来到宾馆房间,徐某某用事先准备好的水果刀朝朱某的腹部连捅数下。后经抢救,朱某一直昏迷,病情危重,已构成重伤二级。事后,徐某某将得款11.8万人民币挥霍殆尽。徐某某的犯罪行为给朱某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

         二、法院判决及观点

2016年9月12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豫01刑初3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徐某某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责令退赔被害人朱某118000元及赔偿各项经济损失。

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分别提起上诉。2016年12月16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豫刑终63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关于徐某某的行为是否可以构成帮助自杀行为及是否量刑过重,徐某某本人称“其系被害人要求帮助自杀,属故意杀人情节较轻,原判量刑重”;法院认为,从徐某某的动机和目的来看,徐某某以获取朱某给予的11.8万元非法报酬为动机,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为目的,持刀捅刺被害人腹部数刀,致使朱某重伤,犯罪动机卑劣,不属于故意杀人情节较轻,原判决根据徐某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的量刑适当。

         三、律师观点

自杀,是自行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故意杀人,是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河福德正神律师以案释法,结合本案对故意杀人罪及其与自杀行为的界限进行阐述。

1、关于故意杀人罪

河福德正神律师从刑法四要件理论来分析认为,故意杀人罪即年满十四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动机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如图财、报复、义愤等均无不可,具体如何,对构成故意杀人罪没有影响,但应作为量刑情节考虑)实施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利。故意杀人罪是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首先,必须有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即剥夺他人生命行为的方式可表现为作为,也可表现为不作为;剥夺他人生命的手段,多种多样,利用各种工具,利用自然力,利用本人的身体,均为不可;暴力或者非暴力也在所不问;其次,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必须是非法的,合法的剥夺生命的行为如因实行正当防卫而致不法侵害人死亡、法警依法对罪犯执行死刑等。

需要注意的是,剥夺他人生命行为的合法与非法,只能依有关法律的规定判断,而不能以行为人的主观认识或以“民意”为准。此处涉及到行为人的违法性认识问题,即行为人对于自己的行为不被法律所容许的认识。而关于故意犯罪中是否需要违法性认识,理论界主要存在四种观点:第一,犯罪故意的构成要素不需要违法性认识;第二,通说观点认为个别情况下需要违法性认识;第三,现在也有观点坚持,社会危害性认识与违法性认识择一说,即无论是社会危害性认识,福德正神彩票还是违法性认识,都足以表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反社会的主观恶性或罪过,对这种主观罪过支配下的行为予以惩罚,完全符合主客观相统一的追究刑事责任原则;第四,需要违法性认识。

河福德正神律师认为,首先,罪刑法定原则“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要求坚持违法性认识。其次,反对违法性认识的一方可能认为,事实上认识到违法性,但以没有认识到为理由进行辩解,可能放纵犯罪,我国存在大量的文盲与法盲,其事实上没有认识到违法行为而不作为犯罪处理,客观效果不好。但我们认为,文盲、法盲虽然大量存在但是他们不是不知道自己行为的违法性,而是不知道国家法律对犯罪行为的冷酷无情,充其量也就是不知道具体刑罚法规的内容以及刑罚执行上的严厉性。并且,如果行为人辩解没有认识到违法性,则需要承担举证责任,如果举证不了则会成立犯罪。犯罪分为自然犯和法定犯,在自然犯中,只要行为人具有事实认识,就可以推定其存在违法行为认识;在法定犯中,是以一定的行政、经济的法律法规为支撑的,如果行为人不了解背后的法律,不知道其行为的违法性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法定犯在客观上只能是那些自己的生活与该行为有较多联系的行为人才有可能构成,因此从事的行业性质就决定了其有违法性认识。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只要具备了事实认识,一般也就具备了违法性认识,除非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不具备违法性认识。再者,违法性认识的具备合情合理地解决了那些确实不具备违法性认识的行为不承担故意责任的法律根据问题,从理论上讲保证了犯罪故意结构的真正合理性和学说主张上的彻底性。同时,在个别情况下行为人可能确实没有违法性认识,例如原来并非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一旦用特别法规定为犯罪,在这个法律实施的初期,行为人不知道有这个法律,从而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是可能发生的。但是,行为人没有违法性认识,只是不构成故意犯罪,如果行为人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但没有认识的话,是成立过失犯罪的。

故意杀人罪属于明显违背人伦道德的传统型犯罪,社会危害性及稳定性都较强,变动性较小,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和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被规定为犯罪,所以对于一些所谓的“大义灭亲”“为民除害”的行为,除其符合正当防卫等排除犯罪性行为的构成要件外,一律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本案中徐某某即使是帮助朱某自杀,但是生命权具有不可替代、不可逆转、不可处分性,是公民享有其他一切权利和承担一切义务的前提和基础,是自然人的最高人格利益,对徐某某的杀人行为不需考虑违法性认识是否存在的问题。徐某某以帮助自杀为理由,认为自身故意杀人情节较轻,原判量刑重,但是考虑到其谋取非法报酬的犯罪动机和致使朱某死亡的犯罪目的,且其捅刺朱某数刀致朱某重伤的冷血行为,足以表明其行为动机的卑劣。法院的判决裁定也再次向我们申明,任何人的生命权是不可转让的,在非因正当防卫等正当事由的情况下,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无论基于何种原因都是要受到刑法制裁的。

2、关于故意杀人罪与自杀行为的界限

当自杀行为在他人的逼迫、诱骗、教唆、帮助下实施的,此时该逼迫者、诱骗者、教唆者、帮助者的行为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呢?法院对徐某某的判决表明,福德正神彩票帮助自杀行为同样构成故意杀人罪。河福德正神律师也作出分析:

第一,对于逼迫他人自杀的,即出于致他人死亡的故意,故意以暴力、威胁等强制手段促使他人自杀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借刀杀人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正犯,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论处。

第二,对于诱骗他人自杀的,即出于故意杀人的目的,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促使他人自杀的行为,同逼迫他人自杀一样,也是一种借刀杀人的行为,对于诱骗者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

第三,对于教唆他人自杀的,即行为人用怂恿、请求、命令、挑拨、刺激、引诱、指使等方式,唆使他人产生自杀意图,实施自杀的行为。根据教唆的具体方式的不同,可以将教唆他人自杀分为含有逼迫、诱骗因素的教唆自杀与不含有逼迫、诱骗因素的教唆自杀。通过逼迫、诱骗因素的教唆自杀,实质上也是逼迫自杀或诱人自杀,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不含逼迫、诱骗因素的教唆自杀,根据教唆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教唆无责任能力人自杀与教唆有责任能力人自杀。教唆无责任能力人自杀即教唆未满十四周岁的人自杀或者教唆精神病人自杀,因被教唆者对自己的自杀行为的性质和后果尚欠缺辨识能力,故而对教唆者而言,其行为实质上与诱骗他人自杀无异,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对于教唆有责任能力人自杀,此处的教唆与共同犯罪中的教唆并无本质区别,且被教唆者具有认识和控制自己自杀行为的能力,死亡结果的发生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被教唆者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在此情况下对教唆者宜不作为犯罪处理。

第四,对于帮助他人自杀的,即他人已有自杀意图,行为人对其在精神上加以鼓励,使其坚定自杀意图,或者在物质上加以帮助,使他人自杀意图得以实现的行为。对于帮助自杀的,如果是帮助者直接帮助他人结束自己生命行为的,例如本案中徐某某接受朱某的“委托”将朱某杀死的行为,则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如果只是提供精神上的帮助或者只是为他人自杀提供自杀工具等便利条件的,则应区分被帮助为无责任能力人还是有责任能力人,从而判定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即若被帮助者是未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精神病人的,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若被帮助者是有责任能力人的,则帮助行为对自杀者死亡结果的原因力很小,危害也不大,不应以犯罪论处。

最后,小编认为此处还值得一提的是安乐死问题。安乐死与生命临终关怀不同,临终关怀并不促进或延缓患者死亡,而是旨在提高患者生命质量,通过消除或减轻病痛与其他生理症状,排解心理问题和精神烦恐,令病人内心宁静地面对死亡,同时帮助病患家人承担一些劳累与压力,它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维护一个人生前最后的尊严。而安乐死时对于身患绝症、处于极度痛苦中的病人,应病人的请求,实施促使其迅速无痛苦死亡的行为。生命临终关怀越来越得到提倡,而对于安乐死,在西方一些国家有将其合法化的立法倾向;在我国,从安乐死的合理性角度看,大多数主张以专门立法的方式允许严格限制下的安乐死的存在;从安乐死的合法性角度看,因我国法律尚未明确排除安乐死行为的犯罪性,故而对其一般还是以故意杀人罪定性,但是在量刑时根据具体情况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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